孟子生前周游列国，四处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并未遇到知音，甚至被认为是迂腐。但他执著地坚持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因此受到后来历代儒者的推崇。

孟子为弘扬儒学思想奔走一生，其地位的提升也有一个历史过程。自孟子去世起至被皇家追封为“邹国亚圣公”经历了1600余年。

在宋代以前，孟子的地位并不高，《孟子》一书也只能归入“子部”，并未入经。

东汉时赵岐著《孟子题辞》，称孟子“直而不据，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人才者也”，首次尊称孟子为“亚圣”。 东晋咸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袁瑰与太常冯怀，上《请兴国学疏》，其中说：“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柯皇皇，诲诱无倦。”把孟子与孔子并提。但这一上疏并未得到实行。

孟子地位的真正提升，有赖于唐朝的杨绾、韩愈、皮日休。唐广德元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给建议把《孟子》与《论语》、《孝经》并列为“兼经”，增为科举考试的“明经”科目之一，但批准的佐证文献缺失。   

五代时期，蜀主孟昶刻石十一经，去《孝经》、《尔雅》，增入《孟子》，这是《孟子》被列入经书的开始。

北宋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十分推崇孟子。范仲淹发挥了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儒士风范的象征。欧阳修也说“孔子之后，惟孟柯最知道”。范仲淹、欧阳修“尊孟”，进一步推动了孟子地位的提升。在孟子地位提升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大的是北宋景佑年间的泰山学派的核心人物孙复和石介。他们把孟子视为孔子之后儒家的正宗传人。孙复的弟子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他倡言“道统”。所谓道统，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石介把孟子、韩愈看做是孔子之后“道”的承继者。由于石介在当时政界及学术界都颇具影响，以其为核心的泰山学派的尊孟举动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学术取向。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兖州知州、孔子的第45代孙孔道辅在邹县建成孟子庙，使北宋中期的尊孟之风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孟子故里邹县在宋代隶属兖州，孔道辅身为知州，认为自己有责任弘扬孟子。他认为，诸儒对孔子学说发展的贡献，没有超越孟子的。于是，他令地方官四处访寻，在邹县东北30里四基山找到了孟子墓，并建孟子庙。孔道辅又请泰山书院的学者孙复作《新建孟子庙记》，刻石以纪。由于众多推崇孟子的儒者的努力，孟子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孟子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王安石当政时，把《孟子》与《周礼》、《礼记》一起作为新法的依据。熙宁四年（1071年），又首次将《孟子》一书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诏封孟子为“邹国公”。这是孟子首次被封建皇帝赐以“公”爵。元丰七年（1084年），又以孟子配享孔子。同年，朝廷出资修孟庙，这是封建王朝出资修孟庙之始。政和五年（1115年），孟子弟子乐正克被封为利国侯，配享孟子。这是孟子始有配享和从祀。宣和年间，《孟子》一书被刻成石经，成为“十三经”之一。随着《孟子》由“子”入“经”和孟子地位的提高，研究孟子思想和学说的人也越来越多。南宋孝宗年间，著名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倾毕生精力作《四书章句集注》，《孟子》与《论语》得以相提并论。人们还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成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至元代，封建皇帝对孟子的封赐达到了极顶。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秋七月，诏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孟子被封建王朝尊封为“亚圣”。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亚圣”便成为孟子的代名词。